在论述官与民的关系上，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乏谚语，“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”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”等等，诸如此类。这些话算不算绝对的真理呢？我认为，值得商榷。
我们先从历史的经验讲起。“东西两晋南北朝”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、最险恶的时期。要解这段历史，要先从三国时期开始。东汉末年，群雄并起，经过几十年征战，形成魏、吴、蜀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其中魏到了曹芳登基，因年幼，朝中大政被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把持。后来，司马懿用阴谋手段打败了曹爽的势力，从此，曹魏的政权便落入司马氏之手。到司马炎时代，司马炎便逼迫魏帝将皇位禅让与他，改国号为“晋”。

    由于司马氏篡权的手段并不高明，按照中国正统的儒家理念，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是不足的。在当时，不仅士族大夫们是这样看待司马氏政权的，即使是司马氏本人，也很清楚的认识这一点。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，强迫国人接受司马氏擅权的合法性，司马氏采取了一种恐怖的高压政策，来对待当时的士族及国人，结果造成两晋时代政治环境极其险恶，那些士族大夫们，稍有不慎，就要大祸临头。民间若有对政权稍有不满，便会祸及九族，惨遭灭门。那些有学问的士子们，为了避祸，不得不选择了集体沉默，开始沉溺于山水酒色之间，名士间相聚，也只是谈玄论道，绝不妄议国事，造成两晋时期中国文史上谈玄之风盛行。

    在过去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中，教科书上都是写着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，但翻开中国五千年封建史，哪一次政权的更迭真正是由人民选择的？历次政权更迭，都是在一些受到当局压迫的士族大夫们的驱使之下，才会形成政权更迭，而人民只是推动政权更迭一只受人利用的工具。在两晋时代，在执政者的高压下，那些士子们并未选择推动政权更迭，而选择了逃避，在无人担任领导者的年代，民间自然也不会构成对两晋政权的威胁，所以，这也是两晋政权虽然实行的是压迫政策，但却并未被来自民间的力量所推翻，而是由自己身边的人所取代。两晋之后，中国便进入了更为黑暗的南北朝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政治局势更加黑暗，统治者对士族和民间的压迫比两晋尤过之不及。但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也更频繁，而令人惊叹的是，这些政权的更迭，没有一起是来自民间的力量推动的，全部都是由统治者身边的人做的。这种现象直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，社会秩序才得到一定的恢复。

   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这句话，只能说正确了一半，应该还有另一半——“绝对的压迫，就没有反抗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统治者对老百姓进行压迫的话，如果这样的压迫还不是很甚，老百姓是具有反抗意识的，他们在受不了压迫的时候，会自觉地站起来，拿起武器来反抗暴政。但如果统治阶级的压迫极其残暴的话，会把老百姓心中的反抗意识给消除掉的。老百姓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时刻都要担心着自己及家人的性命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老百姓心中所想的，也就只有求生的本能了，哪里还会有反抗的意识？

    我写以上内容，并不是说统治者应当采用高压手段来治理国家，从而维护自己的长久统治。因为虽然统治阶级采用高压政策，对维护自己的统治会带来一定的优点，但它本身却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弊端：

    弊端一：民间反弹力巨大。

    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，即使刚才我所说的“绝对的压迫，就没有反抗。”在高压之下，虽然民间暂时会失去推翻暴政的力量，但并不是说统治者可以完全消除来自民间的威胁。只是说民间的这种力量在沉默中积聚，它并未到爆发出来的时候，这一点可以用物理学的原理进行解释。我们都知道，火山积聚的时间越长，它所蕴含的能量也就越大，一旦喷发出来，其破坏力会大得惊人。暴政的压迫，也是如此。一旦民间的力量积蓄到足够大的能量，再遇到合适的机会，它一旦爆发出来，势必会给统治者以毁灭性的打击。

    当然，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对暴政的统治者来说，尚不具有现实的威胁，因为民间的反抗毕竟需要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，才能发挥出来。而对统治者真正造成现实威胁的，是以下方面：

    弊端二：统治者身边的野心家。

    由于统治者实行的是暴政，因此，很少会有人格高尚的君子会愿意为这样的政权效力。围绕这样的政权的人，大多数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小人，其中还不乏野心家。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对民间使用残暴的高压政策，这一着虽然对民间会取得一定效果，但他却无法防止来自其身边的野心家对帝位的窥视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当权者稍有麻痹，就会被身边的野心家所取代。“东西两晋南北朝”时期，虽然没有哪一个政权是被民间的力量所推翻，但他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长命，都只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，就被身边的大臣所取代，政权更迭之快，几乎创中国历史上的记录。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。

    历史的经验证明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政权，如想真正做到国运长久，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，使民意能够充分表达出来，统治者与人民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政治。